不解之缘

August 2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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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之缘

卢婷

 

不知不觉在澳洲已度过了十几年的大好光阴,回首往事,还有星星点点值得写下的感受和经历。说起回首往事,我不由地联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部小说里的一句名言。记得那名言说得是要在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后悔,要在临终时能自豪地声称我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这句话激励了我们的父辈, 也被我少年时拿來当作座右铭。现在把自己的经历与这人生格言对照一下:目前尚不到临终时,谈不上整个生命,不过这大半辈子,算是献给了解救人类痛苦和疾病的“壮丽的”医学事业了。 高考后生病住院,当医生的妈妈乘机教育我白衣天使的重要性,医学院因此被填作大学入学志愿。结果在上海医科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苦读了六年,毕业后便在医院里救死扶伤。陪读出国后本以为要被迫改行谋生,可冥冥又回到了医学事业。下面的几篇文字拼凑起来,零零星星地记下了来澳以后我与“壮丽的”医学事业結下的不解之缘。

 

一:万事开头难

 

九三年年初,一定有一颗幸运之星及时地照到了我们,在申请出国留学毫无头绪时, 澳洲政府给海外学生的奖学金寄到了我家先生的手里。说来这澳洲政府还挺慷慨大方, 居然把钱送给其他国家的人赴澳读博士。后来澳洲国立大学又支付了我和女儿到澳洲探亲的机票。事过很久以后我还难以相信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好事,这澳洲政府不仅帮助了先生读博士学位,还很人道地关心了我们的家庭团聚。

 

在中国,工作是政府分配的,房子是单位分发的。一切都身不由己,倒也一切都不用操心。到了澳洲,算是尝到了西方自由的滋味,只是房子和工作都得自己找。一家三口靠丈夫的奖学金生活,日子还算过得去。我找工作虽不是十万火急,可也是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径。先生发了指示,说是不要去洗碗扫地,应把眼光放远点,试着找份像样的工作。在他这个指导思想下,我开始每周六买份报纸,别的不看,专攻工作广告。不论是醒目的大版广告,还是豆腐干大的小块广告,一律同等对待:一字不漏地认真研究。几周下来便发现,没有几份工作我能申请。虽然有一张中国一流医学院的毕业文凭,可要在这里行医得通过执照考试,不然那文凭等于废纸一张。刚到澳洲,我的英文不过是三脚猫的功夫。凭这点资本能找什么工作?时间在一周一周地过去,找工作的信心也在一点一滴地消失。斗胆寄出几份申请,也是石沉大海,佳音难觅。可见这找工作也如找对象,不象样的不想要,像样的却不易找,可谓高不成低不就。几个月下来,我便像泄了气的皮球。看来这像样的工作也只是一个难以实现 的好梦而已。“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想找像样的工作当然最好是拥有澳洲的文凭。于是我顺应潮流,报了名去学计算机。据说学计算机这专业多快好省,学上它一年半载,便有希望找份像样的工作。一不做二不休,我毅然决然地背起了书包, 重上了学堂。想当年无产者为了革命,可上刀山下火海。现在我也是个无产者,为了生活重上学堂,与当年的革命者相比,委实只算是小事一桩。

 

虽是背起了书包重上了学堂,我却还是念念不忘报纸上的工作广告,每周必读的习惯仍保留了下来,总觉得会在那里找到希望。有一家私立病理实验室过一段便会登出招聘医学辅助人员的广告。我想在澳洲当不了医生,在医学实验室里当个医学辅助人员也许还有戏。于是每次看见这个广告,我就写信申请,可从没有得到面试的机会。

 

计算机学了一学期,在学期快结束时,我又看见了病理实验室招聘医学辅助人员的广告。好似一场不能摆脱的单相思,不愿放过任何一次表白的机会。 我再次寄出了工作申请,内心并不抱太大希望。可谁知希望却就在不抱希望的时候悄悄向我走来。

 

出乎意料,这次我不仅得到了面试,且最终拿到了工作。九六年对我们来说是个好年头,年初先生在堪培拉大学找了份工作,年底我也不甘示弱地在病理实验室找到了这份医学辅助人员的工作。那时我以为此生有了这份像样的工作便是好梦成真,别无所求了。虽然这工作只是采血, 做心电图等, 和“壮丽的”医学事业只算沾了点边, 可上班时套上白大褂, 那感觉和在中国当医生也差得不是太远啦。

 

听说很多海外医生来澳后多次尝试却难以逾越医学资格考试的鸿沟,因此不得不改行谋生。新闻上也看到过海外医生难寻出路绝食抗议的报道。我本以为在澳洲做医生是绝不可能的事了。可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病理实验室这份让我“别无所求” 的工作成了我重返医途的跳板。在病理实验室工作期间,我逐渐熟悉了常用医学词汇,又因经常有机会与病人交流,英语口语也大有提高。病理实验室的周围有很多医生诊所。诊所里的医生常把病人介绍到实验室来验血。我也因此与这些医生有所交流。有几位医生鼓励我去参加医生执照考试以获得在澳洲行医的资格。我开始搜寻有关资料。得知在海外培训的医生要在澳洲注册必须经过三道难关: 1. 通过医学理论考试,2. 通过临床实践考试,3. 完成实习医生培训。

 

要在澳洲成为一名注册医生的愿望悄悄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象病理实验室周围的医生那样,挂上听诊器为病人诊断治疗。愿望一旦滋生,我便分秒必争地行动起来,把内外妇儿科的英文教科书全买了回来。以后的一年里, 我是白天上班晚上读书,拒绝聚餐聚会,上班时中午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全用来读书。先生对我的能力颇有信心,尽力为我读书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九八年年底,我鼓足勇气报名参加了医学理论考试。这理论考试一考便是一整天,考场设在国立大学附近。上午考内科外科,下午考妇科儿科精神病科。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考完试的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金榜题名的消息,算是第一次尝试便顺利通过了这第一关。那时通过了医学理论考试这一关便可申请到医院工作,可以在工作的同时准备临床实践考试。凭着医学理论考试的成绩单,我向堪培拉医院递交了工作申请,通过面试后,我终于在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重返医途,到堪培拉医院开始了这一生第二次的实习医生的生涯。病理实验室的朋友们很为我高兴,没想到我会从医学辅助人员演变成一位医生。

 

 

二:小试牛刀

二十几岁时, 我在上海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做一名实习医生。那个年纪, 按伟人的説法, 算是早晨八九点鈡的太阳。当时确实是充满朝气, 自觉所向无敌。在我那时的想象中,行医之路不过是从实习医生到住院医生,从住院医生到主治医生,最后升为主任医生。谁料世事无常, 我的道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条直线。在中国刚做到主治医生我便出国陪读了。医学院毕业十二年后,我的行医之路却回到了起点。不同的是换了个国家和语言,这第二次实习是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医院。

到堪培拉医院工作, 算是见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首先, 我从中国帯来的只值几十元人民币的单面听診器必須彻底淘汰, 换成价值几百澳元的双面听診器。俗话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挂上货真价实的双面听診器,我的信心好像也随之增加了一倍。另外,在堪培拉医院上班,除了急诊科和手术室,其他病区不要求穿白大褂。女医生们不必像在中国那样担心漂亮衣服沒有展示的机会。

不一样的还有,在中国,实习医生实际上是在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实习医生在医院工作是没有工资的。值一次夜班只有几块钱的补助。在澳洲,实习医生是医学院毕业后到医院工作的第一年。澳洲的实习医生不仅有固定的年薪,每次加班还按小时计算报酬。澳洲医学院毕业生顺利做完一年的实习医生后便可拿到澳洲医生注册号码 (Medical Registration Number),成为一位澳洲政府认可的注册医生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在中国,医学院毕业后便不再有正式考试了,可凭资历从住院医生升到主治医生,再从主治医生升到主任医生。在澳洲想成为主任医生 (Consultant or Specialist),还要经历一番艰难的澳洲皇家医学专科学院的院士考试。

堪培拉医院实习医生的年纪也参差不齐。三十多岁重做实习医生的我,不必担心自己是仅有的已过正午的太阳。我所遇见的实习医生,有二十出头的,也有年过四十的。有些人是做了其他学科的博士后又改读医学的。中国好像没有这样的自由,一般来说要学医,考大学是很关键的一步。錯过这一村,就很难再有这一店了。堪培拉医院实习医生来自世界各国,各色人种均可见到。那年我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实习医生。

九十年代初到中期,在中国的省级医院,只有主任级医生才配有呼叫机(BB机)。其他各级医生值班时必须呆在办公室,这样护士可随时找到医生。九十年代末当我到堪培拉医院工作时,实习医生 (Intern), 住院医生(Resident doctor),和主治医生(Registrar) 每人都配有呼叫机。每天上午查完房后,实习医生不必总呆在病区办公室,而是在医院各处办事。如病人有事需要医生处理,护士可通过呼叫机与医生联系。在澳洲做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学到的一个重要的本领便是速记。主治医生或主任医生查房时,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要当场在病历上记下主治医生或主任医生查房时拟定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在中国,查房时只是先记个草稿,查房后再慢慢整理记在病历上。

在中国医院,打静脉针是护士的工作。可在澳洲医院,打静脉针却是医生护士都做的。 虽然在中国我从未打过静脉针,但我在一个私人病理实验室工作过两年,练就了一身“无管不入”的打静脉针的本领。有一次值夜班,几位护士试着给一位艾滋病病人打静脉针。几次尝试失败后, 便把困难上交给我。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打静脉针的经历。那位艾滋病病人是一位黑人,印象中他的皮肤又黑又厚,既看不清,也摸不出他手臂上的静脉在哪里。加上担心血液感染,心里很是紧张。我不得不自己鼓励自己,自己嘱咐自己镇静下来。记得那是在夜间,病室里灯光昏暗,病人因发烧皮肤发烫。好在我那练就的“无管不入”的本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我没有让护士们失望,也不用麻烦我的主治医生再来跑一趟了。从中国培养出来的我,习惯于尽量自己解决问题,不愿麻烦上级医生。可后来我才认识到,有了难题应该及时上交,因为难题一旦上交,责任便也一并上交了。如果出了事,便由你的上级负责,你则可理所当然地“逍遥法外”了。

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必须在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以及急诊科轮转。在每科轮转结束时,需要那科的主任医生给写评语。记得在内科神经科轮转时,为了得到好评语以顺利升级,我不惜麻烦,顺应神经科主任医生的要求,为每位我管的病人出院时用电脑打印一份详细的住院总结。医院的要求只是用手填写一份简单的出院小结。那位主任医生对我的“敬业”精神很是感动,不惜笔墨地给我写了一份很好的推荐信。后来我才知道,其他的实习医生可不像我那么听话。他们向医院告状,理由是那位主任医生不该对我们有特殊要求,因为实习医生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不能再要求做更多的事了。我当时可没有这种认知。 还像在中国那样,只知道服从上级,不知道还可以反抗,还可以讨价还价。堪培拉医院的实习医生们最终赢了那场争议,那位主任医生放弃了他的特殊要求。上级医生听从了下级医生的意见,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在堪培拉医院做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让我有机会熟悉了澳洲的医学系统和培训医生的方式,这经验对通过临床实践考试大有帮助。二零零一年六月,我报了名参加临床考试。临床实践考试分三天在悉尼的三家医院里进行。那时我还不会开车,到了悉尼分不清东南西北。先生带着我和女儿在悉尼住了三天。无怨无悔地每天开车带我奔赴医院考场:第一天在 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 医院考内外科病人咨询,第二天在 Concord Hospital考内外科病人体检,第三天在 Black-Town Hospital 考妇儿科咨询和体检。女儿小小年纪也有幸熏染了医生们进考场前激动和紧张的气氛。

考完试几周后,我再一次感受了金榜题名的欣快。这次是一种完全彻底的快乐。一旦通过这一关,我便完成了海外医生在澳洲注册必经的三道关:医学理论考试,临床实践考试,实习医生培训。二零零一年,我终于拿到了澳洲医生注册号码和证书,成为一名澳洲注册医生,实现了我的梦想。

 

三:见异思迁

在中国我从实习医生做到住院医生,刚升到主治医生一年后便离开医院出国陪读了。到了澳洲,我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完成了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培训后,二零零二年我开始在堪培垃医院急性康复科 (Acute Rehabilitation Unit) 做主治医生(Registrar)。不过又是只做了一年便离开了。

通常在完成了实习/住院医生的培训后,医生们便兵分两路:一部分加入社区医生(GP:General Practice)培训,另一部分进入专科医生(Specialist)培训。那时加入社区医生培训需要去农村工作一年。进入专科医生培训则先要在医院申请到主治医生的位置。在我完成实习/住院医生的培训时,堪培拉医院急性康复科主治医生的位置正好空出来了。在举棋不定不知下步该往哪走时,我决定申请康复科专科医生培训, 也就是申请康复科的主治医生职位。递交了工作申请后,我和另一位女医生一前一后地参加了面试。看来康复科的总负责医生 (Unit Head) 对中国女将较有信心,我幸运地拿到了这份工作。

急性康复科的主治医生是医院里少有的不必上夜班的职位,适合人到中年的我的需求。拿到主治医生工作后,下一步便要申请进入澳洲康复科皇家学院 (Royal Australasian College of Rehabilitation)。澳洲有各种医学专科的皇家学院,在哪科做主治医生,便申请进入哪科的皇家学院。从皇家学院毕业一般需要 4 – 5 年的时间。在此其间不仅需要完成 4 – 5 年的医院工作,还要成功地通过学院的四门考试。完成这些要求才能从学院毕业成为学院的院士(Fellow),才有资格升级为主任医生(Specialist)。可见学医就象攀登一个无止境的阶梯,一个阶段的結束只不过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按照常规,我申请并进入了康复科皇家学院。当时我还没有下决心准备澳洲康复科皇家学院的院士考试(Fellowship Examination)。准备院士考试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经历。堪培拉城市小医院少,只有一个康复科主治医生的培训名额,我必须经常去悉尼各医院与其他康复科的主治医生一起学习迎考。

主治医生固定在一个科室工作,不必到其他科轮转了,目的是将来成为这一科的专家。一个主治医生负责带领几位实习医生/住院医生查房。实习/住院医生不懂或做不了的,可向主治医生请教。主治医生不懂或做不了的,再向主任医生请教。主任医生毎周查房一到两次,其他时间便由主治医生带领实习/住院医生查房。这一点中国和澳洲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中国没有类似澳洲皇家医学专科学院的机构。在中国从主治升主任,没有严格的院士考试。可见澳洲的主任医生比中国的主任医生确实多了一段非常严谨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训练。

在康复科做主治医生这一年,我带了几位实习医生。有机会享受了指导别人诊断治疗的乐趣。进了康复科后不仅工作繁忙,还得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几个月后,我开始准备四门考试的第一门。这第一门是考普通内外科的知识。因我刚从内外科轮转出来,这对我来说这并不难,便趁热打铁一气呵成了。可以后的三门考试涉及康复科的专业知识,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面临着现实的问题:是继续勇攀高峰,还是另辟蹊径?

说来有趣,不能进医院工作时,以为能进来便是今生最大的愿望,进来以后又想着出去。这大概就是钱钟书所提到的“围城”效应。我想人生在世要充份体验和享受生活,不能把一辈子的大好时光都用在准备考试上了,没有时间品尝考试/医院以外的大千世界。换一条路走或许会带来新的惊喜和乐趣。人生苦短,当生命的太阳已是下午,趁夕阳还未西下夜幕尚未降临之际,我希望好好享受一下轻松愉快的日子。

堪培拉医院每周三中午的病例讨论和讲座常常吸引许多来自不同岗位的医生们,相互交流时得知联邦政府也需要雇用医生。联邦政府药检局的医生们似乎很热爱那里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谈起来好象那里的山更青,草更绿。在澳洲的好处是你有机会选择你想要的生活。我见异思迁地开始寻找医生可走的第三条路: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医生。在政府部门做医生的基本条件,一是在澳洲注册的医生,二是有几年在澳洲医疗系统工作的经验。对号入座,我认为自己两个条件都具备。通过申请和面试后,二零零三年年初,我拿到了在卫生部药检局做医生的职位。于是我辞去了康复科主治医生的工作,也从刚入门一年的康复科皇家学院退了学。从此不必苦苦读书准备院士考试了。

 

四:夫复何求

澳洲卫生部药品注册检验局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位于堪培拉的萨墨斯彤区 (Symonston),这里刚刚离开闹市,尚未进入乡村,是一片宁静而优雅的世界。站在药检局大厦的门口,只见远处群山环绕,近处緑树成荫。走在周围的草地上,一边是宽广的停车场,一边是辽阔的牧场,远远地可以看见马牛羊在吃草,还有三三两两的袋鼠,懒散悠闲地躺在草地上享受着明媚温暖的阳光。

来药检局工作的第一天,单位领导引领我来到一人一间的办公室。原来这澳洲医生待遇也因地而异,在医院里,实习医生,住院医生,甚至主治医生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医生们整天在各个病区劳命奔波,很多人合用一间休息室。卫生部药检局远离闹市,从办公室窗口可以欣赏到窗外如画的风景。据说当年建造这大厦的宗旨便是每个在大厦里工作人员都很容易能看到窗外的自然风景,享受到自然的阳光。坐在办公桌前,我被这舒适优雅的环境所吸引,决心在此落户安家了。前几年的实习/住院医生生涯让我感到象是在四处漂泊。到了这里却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办公室和周围的自然风景融入一体,完美而和谐。这另辟的蹊径可谓风光无限,景色怡人。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发现了更多吸引人的地方。这里不仅有免费的网球场,乒乓球室,还有单位补贴的健身房。政府部门上班时间也与医院大不相。在这里上班不必起早摸黑了,有时还可以迟到早退,这被称为灵活时间 (flexible time)。政府的医生还享有职业发展补貼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llowance) 。 这补貼是用来帮助政府部门医生外出开会学习以开阔眼界増长知识的。今生今世,从中国到澳洲,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岗位上感受到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医院当医生,做一个决定只会影响到一个病人的健康。而在政府部门做医生,做一个决定影响的可是整个群体的健康, 责任颇为重大,不可掉以轻心。刚到药检局工作那年,卫生部提供资金和时间让工作人员进一步学习。 这可与医院大不相同,因为在医院主治医生需要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读书和准备考试。我趁机利用公款公时读了一个公共卫生/药品管理的学位。昆士兰大学的讲师是送教上门,不惜远道来到堪培拉为我们上课。那时我一定是还不习惯不读书的日子,加上看见有免费的读书机会便不愿放弃,所以又多读了几年书。这次读书是给自己装备了一些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的知识以培养宏观思维,适应新工作的需要。

二零零九年四月,“猪流感 ”(H1N1)病毒在不知不觉中席卷了全球。紧急审批流感疫苗的任务一时成为药检局的工作中心。这紧急任务是对卫生部和药检局的重大考验。我所在的临床小组直接参与了評审流感疫苗的临床实验结果,我也是H1N1紧急任务工作组的成员。那几个月紧急任务工作组每周开会,讨论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局面新问题, 协助执政党应付媒体的蘋繁提问。药检局各部门合作协调,行动果断,审批任务完成的顺利而及时,对保护公众健康作出贡献。我为自己是其中一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評审流感疫苗任务完成后,我有幸被提升为药检局的Medical Officer Class 4,被赋予了决定是否批准新药在澳洲注册使用的法律责任。从我试图成为澳洲注册医生到现在被授权决定新药可否在澳洲注册,我想现在我可以满意地为我的行医之路画上句号了。这次真的是“别无所求”了。

卫生部药检局里会说中文的朋友比医院多且友好。工作几年下来,认识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聚餐聚会也此起彼伏。在药检局工作不必准备艰难的专科考试了,业余时间便多了起来。于是我重新捡起了年轻时的兴趣爱好。不仅买来了卡垃OK机,还买來了小提琴和柳琴。和女儿一起,在家里又弹又唱。女儿也爱好音乐,母女俩因为音乐打成一片。娱乐活动从家里延伸到家外,凑热闹还加入过合唱团,民族乐队,交谊舞培训班。近来受文化协会朋友们的影响,也试图舞文弄墨,写写“无病呻吟”的文章自我欣赏。二零一零年圣诞晚会认识了爱好中国民族舞的朋友,学跳民族舞的热情象烈火般燃烧起来。和几位女友一拍即合,不亦乐乎地排练起来。表演时愉快的感觉与通过医学资格考试几乎可相提并论。打羽毛球是个长期活动。应感谢一帮爱好羽毛球,热情而坚持不懈的朋友们。每周六打上两小时,难忘的时光随着飞舞的羽毛球,在空中飞快地逝去。

转眼间又是若干年随风而逝。与医的不解之缘已延续到了下一代。茶余饭后医院的话题让女儿对医发生了兴趣。上中学时她自己联系去医院见习了两周。发现救死扶伤确实比校园生活“壮丽”而激动人心。如今女儿也如愿以偿地成了医学院的学生。可见一家三代对“壮丽的”医学事业颇有前赴后续,继往开来的决心。女儿现在正是那早晨八九点鈡的太阳充满了朝气。她们这一代我行我素,不再会把先辈崇尚的格言搬来作自己的座右铭。但新一代却同样有为解救人类痛苦,为让世界更美好作贡献的热情和理想。先生很高兴看见母女俩见面时煞有介事地讨论医学难题的场景,虽然一连串的医学名词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他的功劳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美好环境,很高兴看见我们能够大胆地追求梦想,尽情地享受生活。有人生如斯,夫复何求?

 

October 2011 初稿

 

后记 (16 August 2014)

又是三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三年内发生了很多事,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在二零一一说过“别无所求”了,二零一二年当机会来临时,我申请并拿到了 Medical Officer Class 5 的职位,荣幸成了一位享有汽车经费补贴(Car Allowance )和保留停车位 (Reserved Parking) 的 SES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officer 和处方药临床审批二组的领头人。这是对一位从中国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的极大鼓励,也让我坚信澳洲是一个平等竞争,人尽其才的好地方。

女儿现在已成为一名医生,她很喜欢这个职业,求知欲强,有一种跃跃欲试的上进心。

先生则爱上了自行车,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争取以后不必看医生。

我所在的文化协会舞蹈队从二零零一年的四人小组扩展为今天十几人的大组了,七月三十日晚我们刚在悉尼歌剧院表演了的舞蹈,姐妹们都很兴奋,昨晚还在聚餐开心畅谈。

每周六的羽毛球还在空中飞舞, 宛如那在空中飞快逝去的,不可挽回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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